乾翰先生很早就接触书法，初学柳公权，后又学颜真卿和欧阳询，打下了比较厚实的楷书基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书法的普遍认识，大多局限于唐人和赵孟頫的楷书，而对其他则较少关注。老师和家长们指导孩子学习书法，一般都选择颜柳欧赵这几家的法帖，不外乎《多宝塔》《勤礼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九成宫醴泉铭》等等。其实唐人楷书有它自身的优点，也有其局限，优点在于，其点画结构法度谨严，若循门而入，可以得其规矩。而其局限则在于如果在唐楷特别是欧阳询和柳公权楷书里边陷得太深，养成习气，则很难转换到行草书的创作上来。曾经看到很多学习欧、柳楷书者，在行草书方面都乏善可陈，所作剑拔弩张，生硬呆板，了无生趣。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乾翰先生逐渐又转换到对王羲之书法的临习上。
王羲之小楷简淡、空灵，在格调上要远胜于唐楷。其行草书开一代书风，后世书家无不从中获益。乾翰先生对二王书法的长期研习，自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习唐楷的某些不足。他尽管在行草书上也下过较大功夫，但似乎还是对静态书体比较敏感，这自然也是个人性格特点使然。
他在大小篆、汉隶特别是汉简帛书方面着力较多。篆书方面，广为临习《石鼓文》 《泰山刻石》《峄山碑》等，隶书则有《张迁碑》《华山碑》《石门颂》《西狭颂》等，通过对这些篆隶经典作品的学习，逐渐对古文字加深了了解和认识，提升了笔墨线条的质感，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乾翰先生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在进一步找寻真正适合自己的艺术表现语言，经过一番分析比较，他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到了汉代简牍帛书之上。
简牍帛书是研究我国西汉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汉简书法的最大特点在于洒脱、率意、稚拙、表现力强。
乾翰先生大量临习《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医简》，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阴阳五行甲篇》等简帛精品，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艺术视野。由于他具备大小篆和平正、规矩一路的汉隶基础，因此，进入汉简帛书的学习研究就比较顺理成章。他创作的简帛作品，用笔厚实而不乏轻灵，结体端庄而富于变化，行气畅达而不觉流滑，章法疏朗有致而不显凌乱，墨色燥润相杂而不感花俏。观其汉简帛书一路书法作品，那种古雅静穆之气、空灵活脱之姿跃然纸上，借古人之笔墨意象表达自我之心灵感受，那种远古的气息，不觉使人俗念顿消，神清气爽，怦然心动矣！
乾翰先生的小楷兼具唐楷和二王小楷与晋人写经体之韵味，颇有书卷气。如果再加以深化，在此方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多年以来，他一边坚持自学，一边参加了一些国省书法培训，同时积极参加各类书法活动、展事，多次进入中国书协举办的展览，取得了令人称道的好成绩。
总体来看，乾翰先生有着比较全面的书法修养，但他对汉简帛书的驾驭表现能力要强于其他书体。他创作的诸多简帛书作品和以此所取得的成绩就是明证。今后不妨把简帛书一直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将来一定有望成为一个汉简帛书书法研究方面的专家，那么其意义也就非同寻常了。
2013年10月28日醉墨先生写于古风堂北窗下
（作者系书法家、艺术评论家、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精英班成员、全国各大权威书画报刊专栏作家、多家书法网站论坛总版主、学术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