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洛南原康生先生曾请同道好友给他刻有两方印章，一是其笔名“原野”，二是其斋号“师古堂”，按照他本人的意思，就是“寓意继承传统，厚积薄发，最终让笔墨情感在心灵的原野上恣意放飞。”这既是他本人的艺术理想，无疑也是很多钟情于书法者的共同意愿。
如同很多学习书法者一样，原康生也同样经历了在家父督导下初涉书道，然后自己不断摸索，时而欣喜，时而困惑，通过拜师访友，虚心请教，不断调整，终成正果的学书历程。
6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生活条件一般都比较艰苦，远没有今天的80后、90后所拥有的丰富物质享受和文化信息条件。因此，他们学习书法所经受的困难和所走的弯路自然要多得多。但那个时代的人的吃苦精神却是80后90后们无法同日而语的，原康生正是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之下培养成了坚毅的性格和不畏困难的拼搏精神，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原康生对各种书体均有涉猎，但其中尤为擅长者，便是隶书，其次是行草。学书之初，他接触的自然是唐楷，盖因时代局限使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能接触最多的就是颜柳欧赵的楷书，再加上时代观念的限制，人们往往大多将大楷作为书法的基础。尽管这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以今日之眼光来看，并不尽然。那时候的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把楷书学好了，写颜像颜，写柳像柳，就算有功夫。而事实上，学习书法之目的远不止于此。我们只要把近年来的国家级大展作品和早期的展览作品加以对比，便不言自明。
书法的基础和传统，不止于唐楷和赵孟頫，也不止于二王和米芾王铎。而是可以扩展和延伸到有史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书体、各种风格的文字留存，特别是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代表性作品。
原康生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之下，把隶书确立为自己的主攻目标。因为有着之前所打下的基础，进入隶书学习并不很难。学习隶书，通常都是从规矩、平正一路的汉代隶书经典碑刻入手，待基础扎实之后，再涉及险绝一路的摩崖刻石，求其变化。然后再进一步“规范”自我，融合他体，自出新意。
原康生对《张迁碑》《鲜于璜碑》《好大王碑》和《石门颂》下过很深的功夫，针对每一本碑帖，他都力求形神皆得，逼似古人。与此同时，他还大量临摹秦汉简帛书，求其灵动多变之姿，高古散淡之气。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同时关注时下书坛的种种流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力避时风，方能不与人同。他的作品格调高古、气息渊雅，用笔浑厚而不失灵动、线质苍茫而不显怪诞、结体朴拙而不乏率真，墨色变化一任自然，不雕琢，不做作。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浓浓的古雅之气，令人激赏不已。
当下之展览体隶书，不免遭受“俗隶”之诟病，其因在于作者们在急功近利思想驱使下，互相因袭模仿，以极度夸张变形为能事，随意肢解结构，七拼八凑，未免有搔首弄姿、矫揉造作之嫌。乍观尚可，再读无味。一件隶书作品，如果失去了汉隶雍正典雅、古朴雄浑的精神气象，一味追求变化，张扬自我，那它的本质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仅仅热衷于炫技斗巧，则去汉隶之正大气象远矣！高层次的书法作品，恰恰是看似质朴无华、若不经意，而实则变化多端，内含万千气象。甚至会初观不爽，然则细读有味，而且如品老酒，愈品愈觉其味之甘冽醇正。
他在每件作品的创作当中，善于处理方圆、欹正、刚柔、疏密、收放、浓淡、枯湿、大小、长短等等的矛盾关系，既讲究细节的丰富与变化，又注重整体的和谐与统一。整体的气韵和细部的点画互为表里，经得住观赏，耐得住推敲。面对原康生的诸多作品，确有一种如品老酒之感。他没有刻意炫技，也没有自我标许，而是以自己对书道精神的深入理解，假笔墨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也没有有意封闭自我，而是积极与时代互相融合，经常参与各种活动和展事，在全国大展上不断取得好成绩的同时，将自己的作品与他人交流，服务于社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临池与创作的过程当中，注重研读历代书论和现当代一些理论大家的著作，以求认识上的深化和整体上的把握。他写的一些学书心得，言简意赅，见功见性，既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又有独到的个人见解。充分反映出他良好的综合素养。
因此，我个人认为，原康生不仅已经活跃于当下书坛，更有可能成为未来书坛的中坚力量。大家如有不以为然者，不妨拭目以待。
（作者系书法家、艺术评论家、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精英班成员、全国各大权威书画报刊专栏作家、多家书法网站论坛总版主、学术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