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的行草书中笔法精致，师承有序。其书法中有张旭、怀素的劲挺爽健的线条质感，又有王铎的跳荡险势萧散参差之势，还有自我人格投注而呈现的健劲通达气脉。可以说，在主攻行草的性情书写上，又对真草隶篆等进行深入临习，师古人经典遗风，使他的书法凝聚了中国书法的文化经典编码，让人感慨其用功之深。
李彬不一般的地方在于，将悟性所得表现在笔墨韵味之中。如果没有这两点就仍然是站在书法之外，因为不少人心中有但笔下无。当然，内心有感悟的人可以做一个“面壁十年图破壁”的高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妙人，但没有笔墨功夫就肯定做不了书法家。“技近乎道”，任何艺术和技术达到很高时就接近于道，但仍不是道本身。我曾经对李彬说：书法的现代命运使其具有悲剧色彩，入行越深就越有深刻的文化沉重感。但真正的艺术家不怕沉重，因为灵魂的沉重带来生命的充溢。当你生命沉重后灵魂才能幡然醒悟，才在能“明辨审问”中创造出新意境新价值。
李彬的艺术道路是理论和创作并行，文化和技法互补：“早些年我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传统技法的锤炼上，理论方面没有深入、细致、系统的进行学习，但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对理论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习。如果当技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让理论去指导书法的创作，将创作和理论结合，学会‘两条腿’走路。”他始终关注文人书法的过去与现代，走近历史——观西安碑林，临泰山石刻，访曲阜三孔庙碑林，感受洛阳龙门。于是，文化成了他书法的坚实地基，书法成了他胸臆的最好的文化情绪表达方式。
我意识到，文化与书法的血脉关系不仅仅是北大书法所的办学指导思想问题，而且也是中国书法未来走向的高端问题。北大“文化书法”强调书法与文化的关系，并且将重新伸张中国书法自身的精神生态权利。而时下的艺术观念太多往下沉沦的、唯视觉的、非健康平和的东西。一些人偏离大道，追捧现代西方的艺术形式技巧，依恋西方艺术为中国设立的一个个新炫技。仅仅从西方引进竞争性思维，将有害于我们的艺术思维和精神重建。想想当年葡萄牙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称雄海上，而今安在哉？今天英国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谁又能够保证美国今后会长治久安永远称雄？一些艺术家唯欧美马首是瞻，热衷于波普艺术行为艺术和所谓的后现代艺术，这都是艺术失道的表现。
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性”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大部分被消解。在东方大国和平崛起的时刻，对此我们不能依然沉默，应该从民族精神深处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认同，提供21世纪人类文化艺术发展对话新模式。中国有这个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力！当我们具有了文化自觉以后，我们的艺术就会从本民族的血缘、传统、根基和自己的心性中来。那些羡慕别人热衷横向移植的做法的人，得意于一时，最后获得成功者少而又少。“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现在临渊羡鱼者太多，结果使得中国文化失去文化自我本性，民族文化之“道”几近消失。
进一步看，说中国书法面临困境当不为过。笔法的消解使得一些书法家抛弃了书法线条感，开始用西式绘画的块面表达自己的视觉冲力的欲望。由于线条质量的缺失，使得今天一些书法家找不到书法的基本内核，行为书法成为书法书写谢幕的游戏仪式。
如今，历史成为了遗忘和中断。中国书法如果要文化复兴，在精神境界上应该重提自己的高度，同时通过线条和结构来构成当代新美学观，不能为了任何后殖民文化而出让自己的身份。我想只有这样的书法家，他才可能成为不仅是东方艺术家，而且是世界性艺术家。
中国书法艺术在百年的西化浪潮中，在经历了重估价值、希望绝望和困苦沉重之后已见到希望，有待于中国一大批文化书法家艰苦卓绝的思考和勤奋的创作。艺术是“变血为墨迹的阵痛”，其存在是为填补人类精神的匮乏和价值信念的缺失。整个世界艺术在经过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后，面临着“生存论焦虑”：人的精神世界正在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降解；由历史乐观主义向历史悲观主义降解，甚至正在又由赞美生命走向赞美死亡，并且这些降解给人对自身生存的理解造成了颠覆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不但不能履行追寻人生意义的天职，而且自身生存也将走入绝境。
李彬这一代是幸运的，因为文化已经重新进入他们的书法视野；这一代是充满机遇的，因为中国文化正在一洗百年耻辱而成为世界文化中的重要谱系。中国书法在技法上不缺少厚重，但在文化精神超越上有待整个民族的正视，而文化自信和书法自觉是中国当代书法超越历史的推动力。
2005年6月于北京大学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大书法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