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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颖传千古 翰墨载神州/ 邓丽君 王晓超
2016-03-24 20:22:41   点击:730

朵奇葩,盛开于华夏厚土。笔墨纸砚与书法家的创造成果,是蔚为大观的文化景观。与其说书法,毋宁说是民族精神。一部书法史和一部文化历史共衰共荣,历数千年而不变。立足现实,守护历史,传承中国书法璀璨的文化脉络。

 

毛颖传千古   翰墨载神州

李彬:追寻华夏文明的DNA

 

/ 邓丽 王晓超

 

未曾见到李彬前,听说他来自安徽,便凭空多了几分好感。在记者看来,被皖南山水滋养,经徽州文化浸润的书者,自当有着“气自华”的谈吐。那日一见,确是如此。

人杰地灵的清山秀水,明清以来古徽州商人营造的人文环境,让李彬对徽州感情深厚。博大的文化积淀养育出一代又一代文化艺术精英,邓石如、吴昌硕、渐江等众多文人墨客为这块土地注入了丰厚的艺术活力,对后学影响广大。

依着灵秀之地,秉着灵性之气,李彬在一笔一划的广大与精微间,诠释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膜拜。他说,作为一个现代人,闭门研习书法艺术,这并非守旧,而是一种文化坚持。汉字书法实实在在是中华文明的DNA。“凡写汉字的地方,都浸润着中华的文化,凡字写得好的人,多是传播文明的守望者,更是我敬仰和追慕的榜样。”

 

书法创作是坚持,更是信仰

见到李彬之前,先观过其行草。笔走龙蛇,逶迤磅礴,有一股排山倒海的气势。远望放逸、率真而又谨慎。细看结字奇异,用墨淋漓,笔画勾连紧密,简约处经常出人意料。布局浑然一体,风雨不侵。但是,看了他的楷书之后,又觉得书卷气扑面而来。小楷中有股静气,想来绝非一日之功,显然是来自古贤的书法气韵。再看魏碑和隶书,八面出锋而不失中锋之轨迹,使转提按极其自如,线条平实劲挺而富有弹性。参碑入帖,既具有魏碑墓志的笔法,结体的继承,又具有帖系书风的飘逸灵动,在碑与帖这两种很难调和的笔墨体系中,在巧妙经营和精心整合下,变成了他的独特笔墨范式。

李彬与笔墨结缘,源自对父亲的耳濡目染。李家是祖传的中医,父母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了农村,后来便在那里扎根落户。“父亲的字写的很好,给人开药方都用毛笔。每到春节前,乡亲们就会到我家来请父亲写春联。这也是父亲最忙的时候,除了平时干活儿给村民看病,晚上回来还要写春联。一写就是半个多月。”回忆往事,李彬历历在目。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李彬对书法也着了迷。农村寡淡的童年时光,成就了他研习书法的静心与清心。

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第一次带李彬去合肥。在那里的书店,他拥有了第一本书法字帖——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这本被李彬称为“启蒙之书”的字帖陪伴着他正式迈进了书法的世界。从那时起,书法的基因仿佛沁入到了李彬的骨血之中,无法抹去也不可忘记。“书法一开始求法,之后表达性情,最后流露的便是真味了。”李彬动情地说,“书法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真味‘不可说’,只能用心去悟。遵从内心的创作是是一种坚持,更是信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曾这样评价过李彬。“李彬不一般的地方在于,将悟性所得表现在笔墨韵味之中。如果没有这两点就仍然是站在书法之外,因为不少人心中有但笔下无。当然,内心有感悟的人可以做一个‘面壁十年图破壁’的高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妙人,但没有笔墨功夫就肯定做不了书法家。”

李彬遵循着一条恪守传统的正脉之路,历代大师王羲之、苏东坡、黄山谷、米南宫、王觉斯、黄道周等深深影响了他。李彬自言,“从单纯对技法的训练上升到文化的修炼,从一二种书体的练习放宽到五种书体的相互补充,从近代到明清,从明清到魏晋,一路而上,视野变得更加宽了。这个过程是不断走近经典、靠近经典的修炼过程;是不断超越、不断否定的学习过程;是不断调整、不断创新的积累过程。”

综观李彬的作品不难看出,他摆脱了一般对号入座式的学书趋向,无论帖的意、法、态、韵抑或是碑的雄、峻、厚、拙,既不尊碑抑帖也不扬帖抑碑。不作对立面的排斥,而是兼溶有之。从实临到意会,李彬与古人为伍,和经典对话。他以方圆结合的圆润美畅之笔,建构了一个古雅经典的艺术空间,营造出独特而饱满的艺术语言与视觉图式。

 

“韵”由心生  道法自然

当今书坛,是技巧至上视觉效果为主的竞技场。在一轮又一轮的牵引中,进入误区者不在少数。而李彬却能守得住一番寂寞,以清雅之格绽放,不激不厉,风规自远。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李彬开始从甲骨文、石鼓文、钟鼎文,到魏碑、汉隶、唐楷、行草书,他捋着魏晋至唐宋元明清的一条书法脉络研习,更加体会到传统书法的核心是用笔的笔法。

“常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李彬认为,从“右军本清真”的王羲之直到“清鲜明净去俗尘”的林散之,中国书法的神奇魅力就在这“清如几许”中蕴含了千年而至今长存。所谓道法自然,书之要义,贵在得法,妙以致用。精巧与畅达、简明与清蔚,于清逸中透析高洁的精神,于清刚中显示倔强的风骨,成为李彬书法艺术审美特征的定位与高度。

李彬常说,书法贵在呼应。唯此才能生动,才能让作品充满生命力。在艺术作品中,不能只强调个体。不能只看到一笔、一字的态势,而是要注意到笔划与笔划、字与字、字与全局的对应关系。

说到书法,追究其根源是出对汉字的尊崇。书法创造必以汉字为基础,字体是书体的根基,把二者等同起来,以字体当书体,便无所谓书法;而把二者割裂开来,书法又不复存在。

李彬告诉记者,自然美是书法美的根本特征。汉字的起源是祖先对自然与人的本质的心灵观照的自然产物,是源于自然的象形文字。以书法写照本心,才能做到本真。同时他指出,自然之美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书法是作者感情的真实流露,一定是蕴含着创作者的情感思想的,一幅能打动人心、有收藏价值的书法作品,是因为字里行间蕴含着充沛的感情,喜怒哀乐都非常鲜明。

康有为说,书为形体。书法通过造型来传达中国的精神,中国的审美。沈鹏也曾言,书法的形式就是书法的内容。书法的形式是书法家情感的载体。人们欣赏名家书作,纵使相隔千年、万水千山,依然能隔着时空的距离,遥想创作者挥笔时的情景,产生心灵共鸣。书写者和欣赏者通过客观作品主体,实现情感的共通和思想上的共鸣,也就是”书,心画也“的真正涵义。

中国书法,为什么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这是书法理论界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书法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李彬认为, “用毛笔书写的书法只有遵循‘道法自然’,才能体现书法艺术中的中国文化哲学精神。书法美的创造,取决于书法家思想感情、审美趣味以及人格襟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法艺术需要的是书法家的胸怀。”李彬说,“书法艺术来源于自然,也必须依赖于自然的客观存在和要求才能体现美学精神。”所以李彬称自己的书法之“道”就是海纳百川、返璞归真,通过书法艺术描摹无与伦比的自然,展示它的力量和美感。

“创造作品和品味艺术是主体心灵对话的过程。真正的书法欣赏,绝非肤浅地寻绎出书作的点画线条美,而是要深深地为其通体光辉和总体的氛围感动与陶醉,甚至进而对书家匠心的参化与了悟。”李彬强调,“书法气韵的生动与否,与用笔、用墨、灵感、心性大有关系,只有四者合一,才能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勃勃的整体,只有整幅作品成为一个气韵灌注的生命体,作品才会呈现出卓约不凡的气象。”

 

结字因时相传 用笔千古不易

观赏李彬的一幅获奖作品,50×35×770cm的《苏东坡文二则》。这件颇费心力的作品,基本体现了他的审美旨趣和一以贯之的书风。在七米多长的册页书写当中,极尽精微与架构,具体落实在每个独立的充分体现生命状态的单字“结构”上。他立足孙过庭《书谱》,写得悠游而振奋,气定而神闲。可以看出其进入创作时的亢奋状态,却摒弃剑拔弩张之气。也许从中可以领略到一个成熟书家的心理定力。

“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一中庸之道被李彬在其创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亦作六尺八尺巨幅之作,且以唐宋明清草书大家为范式。李彬在巨轴的书写中更注重笔墨韵致的营造,这与他近来对于笔墨的关注与抒写有关。“小幅式毕竟容易‘穷其微,尽推移’之妙。但巨幅创作,不是单独的个体的排布,更在于整体的调控。”正因如此,李彬的行草书十分注重书写“节律”的内在节奏的把握。他把怀素张旭两者之间的用笔区别分别用在单字的“骨肉”里,更突出地处理到字里行间。墨色由浓到淡,用笔由重到轻,形成节律,而律动缘起始末,此起彼伏。把浓与淡、枯与实、轻与重、缓与急的阴阳关系拿捏得丝丝入扣又恰到好处。

对于书法艺术来说,线条的质量与字形的结构是历代书法家苦心经营的两个重要支点。线条质量不高,结构再精彩也不免是花架子;而线条质量很高,结构平淡又不免落入俗套。古今书家,非此即彼,兼善者即为大家。

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定武兰亭跋》中提出:“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用笔是书法艺术的根本,风格的形成离不开用笔的革新。

“这个‘不易’决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用笔方法而言。”李彬指出,从古往今来书家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笔法是千变万化的。每一种书体的演进,都是以笔法的革命为前提的。没有侧锋取势和方笔的应用,隶书的产生是不可能的;而没有牵丝、映带、使转、抢锋、衄锋、挫锋等笔法的应用,章草、行书、今草、狂草也不会产生。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篆书之圆劲满足,以锋直行于画中也;分书之骏发满足,以毫平铺于纸上也。真书能敛墨入毫,使锋不侧者,篆意也;能以锋摄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有涨墨而篆意湮,有侧笔而分意漓。”

魏晋“尚韵”,是与那个时代的精神追求相吻合,也是特定时代的环境产物。“唐尚法,元明尚态”莫不如此。“我书意造本无法,点划信手烦推求”。在李彬看来,苏东坡的“意造”本身也是力图革新,写出自家面目。“高超的书作应超出传统格套的局限,强化自我在书写中的位置。”李彬说。

与此同时,李彬认为,赵孟頫所言“用笔千古不易”的用笔还包括了用笔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即,“无往不收、无垂不缩。”“作为一个原则,它强调的是在运笔时必须做到有来必有往,有去必有回,有放必有收,有运必有止。这样写出来的字才能力量坚实、精气内含、气势饱满、韵味充盈。这个原则,适用于各种书体,为历代书家运笔之要诀。”

基于以上观点,李彬在用笔时如公孙大娘舞剑,流水行云,气息一贯始终。结字平正中欹侧多变,或扁或长,或方或圆,顺势而成,生动自然,饶有情趣。其墨法在整体平实中追求墨块效应和字群结构,墨色鲜活,润枯有致,尽显笔势之美。

 

用书法艺术守望民族文化基因 

作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的教师,李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与书法文化有关的命题。“王岳川教授曾对我说过,‘书法的现代命运使其具有悲剧色彩,入行越深就越有深刻的文化沉重感。’但正如他所说,真正的艺术家不怕沉重,因为灵魂的沉重带来生命的充溢。当你生命沉重后灵魂才能幡然醒悟,才在能‘明辨审问’中创造出新意境新价值。”李彬笃定地表示:“衡量一个艺术品的艺术价值,首先要看它根植在什么地方。唐诗晋字汉文章,宋词元曲民间小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作为艺术家,是否能够找到它们的DNA在哪里?艺术家的作品要为时代服务。不管什么样的艺术家,都是和时代息息相关的。”

书法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由浅入深,从笔墨的体验,到诗意的人生境界,再到宇宙精神,书法带给我们的生命体验是无限丰富的。一方面,古人的书写,包括那些创造出艺术顶峰的巨匠们的伟大作品,并非都是为了“书法艺术”为目的,而是和对于“内容”的表达密切相关。书法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里,基本上都停留在“用”的层面。另一方面,正是书法的这种“用”的价值,这种无所不包的承载功能,使其在中国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一种蕴含深厚人文信息和精神力量的独特审美样式。从古至今,汉字书法在中国精神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扬光大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无可替代。且就地域而言,幅员辽阔的中华文明圈,方言隔膜,习俗迥异,却由于“书同文”而相识相知、同心同理。

然而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书写在我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书法艺术在日本和韩国却仍有很大影响。”李彬说。书法在日本被称为“书道”,书法爱好者有上千万人。日本有个说法——“棒球是一亿多国民的体育,而书法则是一亿多国民的艺术。”在韩国称为“书艺”,书法也有相当地位。而在中国,缺失的恰恰是书法文化的自信。

李彬不无担忧地说:“文化的日益趋同,艺术作品的同质化,技术和资本的疯狂再造能力,正让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自我的软弱和破碎,甚至自我的再度解体。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学术体系、艺术体系的重构,多以西方相应的体系作为参照。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裹胁着西方世界大量工业化制作、商业化销售的“人类精神的分泌物”长驱直入地倾泻在这块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地上。”

因此,李彬强调,在这攸关之时,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和确立最具本民族特征、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最能象征中国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中国书法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和极为优越的先天条件可以当之无愧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

然而,尽管学写汉字是从儿时起便一笔一划开始练习,汉字也依然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可是,现实生活里,书法已经退让给电脑时代的“无纸办公”。 书法退出了表情达意的实用状态,变作一种沙龙式的观赏艺术。这到底是书法的不幸还是万幸?

“不幸的是,书法没有书写和练习必然会逐渐走向衰退;万幸的是,书法借助现代传媒让所有人分享书法之美,感悟中华文化。”在书法发展存亡的节点中,李彬努力寻找着让这门艺术继续发扬璀璨之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汉字的书写使用功能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汉字书写的艺术性更加凸显。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基因,不应因此而动摇,也不该被忽视。在人类文明进程里,有诸多取舍和进步的优化难题,都随着时代的选择更加精进。我坚信,在文化自信的环境下,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书法将迎接发展契机,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重新认识中国书法在文化重建中的当代意义和历史使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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