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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微测妙,得推移之奥颐 ——李彬先生书法赏评/高鸿
2016-03-24 20:17:46   点击:1010

     曾断言不写书评,尤其是当代人的评论文章。在闽南与李彬的会晤,我又拿起了笔,如今便伏案疾书。也许,有些书家的评论是不得不写的,尤其像李彬这样的书家。

李彬把书法当成一生的事业来追求,有如狮子搏象,全力以赴,举家晋京,舍去安徽舒适的生活环境,“京城居大不易”且以粥艺为生让我心生景仰。97年至今我亦流连于京华,每每于寒冬来临而告退。干燥而冷酷让我如越冬的候鸟南迁。李彬则一如既往,寒来暑往,北大书法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旋即进入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书法。教学相长,李彬也屡屡参加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类展赛并获奖。

如果说展厅时代推出的新秀,李彬也算是。李彬出道不算早,但是很具冲击力。

李彬以行草书享誉书坛。案头有首届册页展,随手一翻,便是李彬三等奖的获奖作品,他写的是《苏东坡文二则》(50×35×770cm)这件颇费心力的作品,基本体现李彬先生的审美旨趣和一以贯之的书风。该册页以草书为主,立足孙过庭《书谱》,写得悠游而振奋,气定而神闲。可以看出书家进入创作时的亢奋状态,但摒弃剑拔弩张之气。也许从中可以领略到一个成熟书家的心理定力。孙过庭《书谱》云:“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颐。”李彬先生似乎颇能体悟孙过庭《书谱》之道。他在乎作品的气势营造,但远离“尚奇之士”,不以奇诡争奇斗狠,不以忸怩作态摆谱,而是注重每个汉字的个体做“穷微测妙”之功,体悟“推移”之奥颐。在七米多长的册页书写当中,极尽精微与架构,具体落实在每个独立的充分体现生命状态的单字“结构”上。赵孟頫的“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因时而异”,在实际演绎过程中,实际上两者不得偏废,且形影不离。没有离开“结体”而奢谈“笔法”的畅想家,更没有纯粹的谈论“笔法”而忽略“结体”的臆造者。重要的是,李彬先生在近千字的东坡诗文里尽情地体现书法“意趣”与擒纵悠游中毫无懈怠之“气”贯如虹,着实不易。如果说二王的魏晋超逸脱尘之风,直接引领了李彬的书写方向,毋宁说董其昌的清雅之气冥冥中在李彬的挥洒中悄然地贯彻。这需要书写者心力、阅历与学历的滋养,而才气者为先。也许董书法一味凸显高贵与禅悟的朗畅,李彬先生则倾向于月朗风清的从容与悠闲的调适。书,如其学,如其才,如其情,如其人也。

李彬亦作六尺八尺巨幅之作,且以唐宋明清草书大家为范式。颇入时流又迥异时流。与册页或小手札相反的是,李彬先生在巨轴的书写中更注重笔墨韵致的营造,这与他近来对于丹青的关注与抒写有关。小幅式毕竟容易“穷其微,尽推移”之妙,巨幅创作,不独在个体的排布,更在于整体的调控。纵观其行草书近作,李彬先生十分注重书写“节律”的内在节奏的把握。他把怀素张旭两者之间的用笔区别分别用在单字的“骨肉”里,更突出地处理到字里行间。墨色由浓到淡,用笔由重到轻,形成节律,而律动缘起始末,此起彼伏,让我想到《万岁通天帖》想起元朝的杨维桢之手札,这种信手拈来的熨帖之功,源于对笔墨的精熟把握与字形的了然于心。源于心手双畅、下必有由的案头之功,缘于绚灿之极必造平淡的互为表里。“文似看山不喜平”书理亦然。有意味的是,怀素把一杆不大不小的兼毫自始至终以中锋统摄全局,张旭则提着他的巨椽之笔把中侧锋的瞬息万变贯彻始终,他们都成就了各自的高度。当代人的资讯如此发达,无论张旭,无论怀素、黄庭坚还是明清诸家都实行“拿来主义”,中锋也好,侧锋也罢,只要能协调,只要能整合,一概为我所用。所以当今书坛,实际上是竞技场,是技巧至上,视觉效果为主的展厅文化之轰动效应时代。在一轮又一轮的牵引中,进入误区者又不在少数。导向既成就人又误导人,这便是信息时代的“双刃剑”。唯其如此,李彬才成就了他的意义。他的“清雅”之格幽然绽放。他的“理趣”在不急不躁中风规自远。

显然,李彬先生执着于他的“尚意”书风。

所谓“尚意”被喻指为宋人的学书倾向,具有深刻内涵。宋代的“尚意”书风是清人的书论总结,虽有偏激之嫌,却也颇中肯綮。《美学词典》把“意”定义为:“指艺术家的主观意识,趣旨及其在作品中的艺术表现……艺术创造中的“意”是艺术家对现实的审美感受的提炼和集中,它蕴含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从美学术语上来界定“意”的概念,无疑,李彬先生观念先行,指导他的艺术实践已见成效。

实际上,“尚意”是宋人对唐楷法则的极端反拨。也是对于既定框架的解构。在当前,浮躁书坛涌现的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观念莫衷一是的情况下,如何立定精神站稳脚跟是关乎学书趋向的学术问题。在尚意中完成对“清雅”境界的苛求,李彬先生不遗余力。我们知道魏晋的“尚韵”,是与那个时代的精神追求相吻合,也是特定时代的环境产物。“唐尚法,元明尚态”莫不如此。“我书意造本无法,点划信手烦推求”,苏东坡的“意造”本身也是力图革新,写出自家面目,从其言论中可知其重视“法度”但不显示“法度”。显然,“高超的书作应超出传统格套的局限,强化自我在书写中的位置。”李彬如是说。

除此之外,李彬先生对于正书(楷书)的追求仅次于行草书。

在大量的正书作品中,李彬先生仍然做了“尚意”的努力。在碑帖的糅合中,凸显他“清雅”之气,这里因篇幅的限制,浓缩了太多的笔墨铺陈。简而言之,李彬摆脱了一般的对号入座式的学书趋向,无论帖的意、法、态、韵抑或是碑的雄、峻、厚、拙,既不尊碑抑帖也不扬帖抑碑。不作对立面的排斥,而是兼溶有之。早年临习《乐毅论》、《黄庭经》、《玉版十三行》、《出师表》等经典名帖后写出六朝碑版、墓志铭、简牍等,不急于求成而水到渠成。这次到漳州讲学所携带的魏体正书,基本体现他的风格面貌:在雄强拙涩中凸显帖的灵秀与委婉。让人着迷不已。

前文提及信息时代的学书倾向带有太多的包容。这是由于时代的进步所带来学书的便利。李彬先生当然也不例外。在正书、行书、草书的悠游里,自然不懈怠对于篆隶书的摹习。从其目前的成就当草书第一行书第二篆隶为其次。学各有专攻,书当然也不例外。为了锤炼草书线质,强化“篆籀气”,李彬先生对于篆隶的倾心是有所指的,那就是服务于“线质”锤炼的需要。《六体书法》云:“大篆者,史籀造也,广乎古文,法于鸟迹,若鸾凤奋翼,虬龙掉尾,或花萼相承或柯叶敷畅,劲直如矢,宛由若弓,铦利精微,同乎神化。”篆籀功力既深,可随时掺化入草,而线条的骨籀之气油然而生殆非虚言。黄宾虹精于篆法,偶写行草题画也极具金石气,颜真卿书若不带篆籀书写《争座位帖》断然平庸之极。林散之若不带篆籀书写又那来入木三分的线质。这些李彬先生自然清楚不过。从审美趋求上先生更倾向于宾翁的篆书笔意,很具法眼,而隶书则着眼于两汉之间。

假以时日,李彬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他的学书定力与远见,我们寄厚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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