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涉多优 美在义形
——艺如乐图书刻艺术简评
王志安
书法艺术发展至当代，书法、篆刻、现代刻字三个门类已经完备，从而确立了“大书法”的范畴。
现代刻字艺术产生于新时期，由于其义形的书刻方式、深邃的抒情意韵，隽永的内涵表达、强烈的时代特征，出入传统，观照古今，创作出了一幅幅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大大拓展了书法艺术审美表现空间，因而被纳入了全国书法展、中国书法“兰亭奖”等全国大展，并迅即进入大众视野，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而存在。同时，在全国涌现了众多优秀的现代刻字艺术家。蒙古族书法家艺如乐图先生以独特的审美感觉和鲜明的艺术个性，成为现代刻字艺术群体中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
艺如乐图先生是蒙古族人，又生活、工作在内蒙古地区，熟谙本民族的文化和文字，但他似乎更酷爱汉文化，几十年的耕耘和浸淫，成为了一名大学书法篆刻教授、内蒙古书协副主席，一位多才多艺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专于篆刻，长于书法，旁涉绘画，更精于现代刻字。其书法创作可分两类，一为蒙古文字的书写，另一类为汉字书法。蒙古文字我们难以识读，然在其作品中韵律的跌宕起伏，线条的畅达抒情，给人以行云流水，气清格高的审美感受；汉字书法，以隶书为主，脱胎于汉碑，时而融入简帛之意，展现出笔法精工，结体闲雅，疏朗俊秀，既有碑的朴茂，又有简帛的恣肆逸趣，风格鲜明。同时，他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篆刻家。作为少数民族能成为西冷印社的社员，其篆刻艺术水准和成就不言而喻。他的篆刻以秦汉为宗，兼涉禹鼎汤盘，周鼓秦碑，刀法欲穷精极，秀野苍润，结字繁简有序，布局妙理经营，深得古雅浑茫之境。
艺如乐图先生于现代刻字的成就，可说是无心插柳之举。据说最初只是对这一新艺术好奇，时而为之，聊以脑力与体力的调节。何曾想到今天柳能成荫，在艺术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他的现代刻字研究与创作之所以厚积薄发，是因为他有着坚深的书法、篆刻和绘画造诣，博涉多优，融会贯通，一旦操觚，便有不凡之举。在其偶兴参与投稿的全国第四、六、七、九届刻字展和多届国际刻字展中，他的作品均能百发百中而入展，他是内蒙古唯一能频繁连续入展的现代刻字艺术家。高命中的入展率，更坚定了他的艺术自信，并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近几年他在书法、篆刻创作和教学之余，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现代刻字的研究和创作当中。2014年全国第十届刻字艺术展在江苏南京举行，其作品荣获“全国奖”（最高奖），因而受到书刻界的进一步关注。这一殊荣的取得，与他具备较高的综合素养，能够兼收并蓄，而能长于线条语言的创造、精于视觉形式的营造、重于形式美的塑造，得传统文化三昧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的作品追求形而上的“意”、“象”之境。这与泛泛写刻或追求表面形式的所谓“创作”，有着技与艺之别。
现代刻字艺术之所以成为独立艺术门类，因为它有着自己的艺术形式，在创作上有着属于刻字的方法、理念、形式和规律。作品形、意的表达方式较书法、篆刻有着更多的形、意、色的不同。笔者在长期的创作、教学、理论研究中，总结出了关于现代刻字“义形创作”的理念和模式，2010年在清华美院高研班上正式提出，并结合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此，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专题高峰论坛，受到了普遍认同。书法表现“意”、“象”之境；现代刻字的“义形创作”诠释书法、文化之“象”。
艺如乐图先生对现代刻字艺术“义形创作”的理解是深遂的。他身体力行，以书法为素材、文学之“义”为内容、构成为形式。以作者心灵的感应、独特的艺术形式，诠释了对自然、对生活、对生命、对社会；对正义、对道义、对正道的感受和关注。
他赞同中国的现代刻字艺术当有别于他国，需走符合中国传统美学、中国艺术精神、中国艺术哲学之路。通过“义”和“形”表现“意”、“象”、“情”、“景”、“境”的传统审美，使作品更具有思想性、主题性、哲理性和学术性。“形”，即形式。以书法形式为素材、吸收现代艺术构成的创作原理、方法，去展现“义”之含义。“义形创作”，由“义”到“形”，增加了创作的可操作性和深刻性，它是传统的、民族的、更是这个伟大时代的！
艺如乐图先生的现代刻字创作，已走在了高端前沿，体现出形而上的“义形”追求。艺术的学习到创作有着自身的规律，他的发展轨迹当然不可能是一步而就的，是遵循着循序渐进，即：从最初简单的“重刀”、“重形”，进而思想情感的介入，再到“义”与“形”兼顾的过程。我们从他早些时候的《缘》《禅心》等作品看，虽然文字书写恪守着书法本体，作品画面构成基本合理，而此时的创作主要表现在刀的个性、刀的语言，体现着凿、削、切、披、冲等娴熟的技法上，呈现的只是肌理的雄强和操刀的酣畅淋漓。随后的《游于艺》，在形式上更注重构成的合理性，如画面骨骼走向，实面、有机面和虚拟面的科学分割，素材书体风格的对比，形式因素之间主次、强弱、疏密、呼应等的对比，同时又能取得调和统一，在形式美的完整和审美价值上，明显高于前者，再到《空幽》《思古》《一生一世》等的创作上，明显已有“义”的介入。如《空幽》利用弧线重复构成，层层重叠，疏密的强对比，以示着“空幽”的神秘感；以随形板材为载体，借自然形态和表面天然肌理，营造了沧桑与历史感，诠释了《思古》的寓意；以抽象形象的“秤”，来表达人《一生一世》的所作所为，是善恶美丑、是君子还是小人，自有仁义道德这杆秤来检验。这些作品在形式构成、形式语言的表达上虽然尚可推敲，有过度夸张，或有雕塑或装置形式之嫌，然作品的思想、主题，对“义”的追求已显端倪。此类作品虽然不够完美，但与重形和形式主义类的作品已艺高一筹。
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近年来，艺如乐图先生的现代刻字创作，正是倘佯在这一规律中，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他能通过作品的文学之意进行立意，结合汉字形、音、意，构思出由“义”到“形”的形象设定去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如《九曲黄河》，以古文字为素材，构图作往返折线骨骼，文字横向布排。以象征的手法将文字、点画、部首之间的作适度的重叠、夸张、收放等形式塑造，同时，根据画面结构、文字形体，对有效空间进行再度组合、分割、排列，从而构成了作品平面形态，再根据时空关系对层面进行切割，形成了平面与空间的主次、强弱、连续，组合的韵律节奏对比。最后用顺纹起丝之法对底面披撕。色彩则采用暖色，在土黄与浅赭之间作结构的强弱、虚实对比，对主题作进一步提炼。作品以抽象和形象的表达了黄河九曲径直后激流汹涌，浪花在翻滚中隐现起伏，一路欢歌奔向东方，去造福人类的诗意图。此作是以纯朴的情感，对自然、对景物的现实描写，更是对母亲河的崇敬和歌颂。再如《草原往事》，载体以写实的车轮作为形式的主体，长形的有机面作连续，以汉蒙文字为素材，载体呈现静与动的结合。这些先入为主的视觉形象，立刻把观赏者带到茫茫草原的情景中去，再以形式因素之间的巧妙构成，蒙古民谣的小字点辍——“牧歌悠悠中，蒙古人骑马，游荡在草原上，炊烟跟随日出日落……”，无不使读者身临其境，浮现出湛蓝如洗的天空，白云自由的飘游，大地一碧千里；远方毡房点点缭绕着袅袅炊烟，不时传来优扬的马头琴声和悦耳的歌声，似乎还带夹着芬芳的奶茶香。此情此景是作者对昔日草原的追忆，是以“义形创作”理念去诠释心中之象。在创作上采用的是浪漫主义手法，即今天草原，由于人们为了谋求某种利益而过度牧养、肆意开发，生态不断遭到破坏，将生活中随处可见而应该有而又正在逐渐消失的关注和呼吁。《行云流水》 《相由心生》《长沙万里》等均属此类有思想、主题、自我的作品。
人类的思维通常以逻辑的形象思维和理论的方式来观察世界，而艺术则以心灵和人文去观照世界。艺术形成有它的自律性，它是一种观念形态和生产形态的显现，是一个哲学与美学的命题。所以，艺术作品的本质特性是审美的、创造性的意识形态；是充满思想的、激情的、活力的审美体现。现代刻字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在20多年短短的时间内，参与人数、创作群、艺术水准，能发展到如此规模，关键在于它符合艺术本体的自律性，是按照美的规律去观照世界，以思想、情怀、文化、意识去创造审美主体，使观赏者在享受真、善、美的愉悦中，感受着艺术作品所辐射出的主流价值观、社会责任的担当和正能量的传播。现代刻字艺术决非不谙此道的人想象的那样，只是技术层面的刻写，真正的“创作”是一幅一义，一幅一景，是不可重复的。此道，艺如乐图先生深谙，
“路漫漫其修远兮”，与艺如乐图先生共勉乎哉！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刻字委员会副主任）、
